广西科技创新持续取得新突破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
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《易经》中绝大多数卦都是讲主体实践的，而所有的卦都与主体实践有关。

卦、爻辞所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，就是人类生命如何产生、发展和实现的问题。三、指示客观运动的动词卦。

有些卦则与人的心理行为有关，其中既有主体修养的因素，又有心理承受能力等问题，其中还涉及身心关系等问题，但在整个生命过程中，主体因素起主要作用则是可以肯定的。六十四卦的卦名，明显地表现出有机整体论的思维特征。从结构形式而言，《易经》是一个以象、数为特征的符号系统，具有某种形式化的特征，但是，它又配以卦、爻辞等文字说明，以阐明其中所含意蕴，《易经》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以语言符号为特征的意义世界之中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是讲认识和实践的，它强调主体的认识能力和实践效果，对于某类事物或活动具有重要作用。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论，都是高扬主体性的，这种主体性实际上是道德实践的主体性，这一点正是从《易经》脱胎而来的。

很多学者和注释家喜欢用卦位和卦时解释《易经》各卦、爻所表现的各种联系及其结果，这种引进空间和时间观念以说明《易经》思维的解释方法，是很有意思的。它除了预卜吉凶的原始意义之外，更深刻的内蕴则是生命意义。比如谦、复、无妄、颐、恒、艮、节、小过、蛊等卦，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。

《易传》有所谓观象取义之说，但严格说来，这种关系并不是认识论的，而是整体论的，因为人和自然并不是主客对立的，而是完全合一的，这种统一性是建立在生命信息之上的。因果思维是科学的，目的论思维则是神秘主义的，两种解释是截然相反的。《易经》中的象，本身就是知觉表象性的，其意义则是隐喻性的，它并不是纯客观的物象或现象。比如乾、坤两个最基本的卦，就是如此。

其中，有些生命原则是潜在的，有些则是现实的，有些是作为生命条件存在的，有些则是以各种生命形态出现的，并且具有明显的社会性。在《易经》的整体结构中，自然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生命过程，人则是这一过程的生命主体。

这种由整体思维进而强调主体地位和作用的思维特征，在《易经》中已经很突出。其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其中包含着许多相关因素和条件，并且有人即主体的直接参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主体实践的意义被空前地提高了，它不仅仅是决定吉凶祸福的条件，而且是实现生命价值的根本途径。《易经》最关心的是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命现象，它把人与自然界统一起来，从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和规律。

其进一步发展，必然摆脱占筮形式，直接由实践来说明一切。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易经 思维方式 。这实际上是对《易经》主体原则的一个肯定。不管某卦所指示的物象是什么，其实际意义都是讲天人关系的，这种关系是以生命现象与生命活动为其轴心的。

其实，《易经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，应当开展多方面的研究。历来人们解周易，有变易、交易、不易之说，但最根本的意义则是生易。

更重要的是，生命是一个不断生长、不断演进的过程，人和自然界构成这一演进过程中的两个基本项，一切联系都是围绕这一基本关系展开的。《易经》认为，主体的参与和实践活动，对于生命而言决不是无关紧要的，而是非常重要的，甚至是决定性的，不管这种作用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。

这一点对后来中国哲学思维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。所谓主体思维，就是重视主体即人在有机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，甚至意识到，主体在实现天人合一方面能起到决定性作用。许多卦都是通过具体物象表明生命的整体意义，隐含着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。这个事实再次说明，主体与客体、人与自然，处在相互对应的有机联系中，也就是存在于统一的生命过程中。从方法上看，《易经》运用了经验综合的方法，而不是逻辑演绎的方法，其思维方式似乎是多方面、多层次的，而不是单一的或直线式的。在这一关系网中，主体实践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。

人与自然界在双向交流和相互感应的过程中，既是相互对应的，又是和谐统一的，这种和谐就是生命的重要原则。它强调主体的行为和道德实践，不仅决定吉凶祸福等结果，而且能提高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，这就使《易经》的生命哲学得到进一步升华，其思维的主体性特征，主要表现为道德主体性。

一、指示客观物象的名词卦。但是，它又有一个确定而基本的思维模式，这就是整体–主体思维。

《易经》不仅认识到生命的某种意义，从自然界寻求人类生命的来源和根据，并且重视人类生命活动的实践意义和社会意义，这就实现了人的主体性，表现出主体思维的特征。从阴（）、阳（）二爻所组成的每一卦以及六十四卦，具有某种整体意义。

透过神秘主义，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更重要的东西。从思维习惯讲，人的思维总是倾向于寻求某种联系或某种统一性，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妄想。但在《易经》中，由卦位和卦时所表现的空间和时间，同样表现出主体性特征要真正理解民族精神，就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:如何使民族精神同时代精神相融合，变成时代所需要的具有创造力的活的精神。

在讨论什么是民族精神以及如何弘扬民族精神的时候，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首先解决，这就是怎样理解民族精神？这不仅仅是一个方法的问题，而且是一个基本前提和出发点的问题。民族精神包含极其广泛的内容，既有理性方面的，又有情感方面的，还有意志、意向方面的。

如果说，民族精神是灵魂，那么，孕育它的文化则是母体。所谓批判意识，并不是单纯的逻辑批判，这样的批判无疑是必要的，但它不是解决精神问题的唯一方法，甚至不是主要方法。

要说出中华民族有哪些民族精神，一般并不困难。时代课题不同，文化环境不同，民族精神被理解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，其所表现的意义也不完全相同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一个界限——我们同历史的界限。但是在今天，这些产品更多的具有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，并不具有直接的精神意义和价值，如果说转换，那么只能是一种间接的转换 二是语言符号。这些留存下来的创造物，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民族精神，它们是民族精神的象征，能够给予我们极大的启迪，鼓舞我们继续前进。这种精神同道德人格的自我完成是联系在一起的，它要求人们通过不间断的自我努力、自我修养，完成一种完善的道德人格，做一个乾乾君子，实现人的价值。

我们所要解决的不再是农业社会那样的问题，而是走向现代工业社会（即社会主义工业化）的问题。正因为如此，它才有无限的生命力。

当然，任何理解都不是任意的，但是却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。但是，传统本身隐含着极大的变数，传统也是不断被创造的。

这其中当然包括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，但不再是自足的、内向的，而是不足的、外向的，一句话，具有时代的开拓精神。如果没有这种转换，民族精神就仍然停留在历史的语言中，最多只能成为历史凭吊的对象，不可能变成时代精神，当然也就不可能转化成现实的力量。